没多想，他们走进了建筑工地。

三年前，杨欣大专毕业了。她学的是药学专业，进过制药厂实习，去过工厂打工。后来听说工地上挣钱比较多，便和男友一起进入了工地。

五年前，37岁的唐佳离了婚，开始独自抚养两个小孩。此前，唐佳曾进过工厂，做过销售等。随着小孩逐渐长大，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经常入不敷出。一次偶然的机会，老乡把她带入工地，她开始跟着“走南闯北”。

(资料图)

今年是53岁的何川在工地上干活的第32个年头。最开始，他跟着舅舅做学徒，打小工。后来，他才成了一名泥瓦工，筑砖、粉墙，一天工资有五六百块钱。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5358元，金额居农民工六大行业之首，比上一年增加217元，增长4.2%。

但与此同时，随着极端天气频发，他们在户外工作，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风雪，抬几十、上百斤的玻璃、钢筋或者瓷砖，在几十上百米高的吊篮上作业等，也是安全风险性高的一群人。

建筑工地工人在工作。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走入工地一开始，杨欣没敢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工地上工作。

她是云南人，在昆明上的大专，学的药学专业。在校期间，杨欣做过微商，卖过护肤品、手工饰品等。2020年，毕业后，她去了广东，在一家工厂做了一年的灯泡。杨欣觉得辛苦，工资又不高，工作很重复，于是离职了。因为疫情等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她找不到工作。

杨欣此前也曾想过，大专毕业后，会很难找工作，却没有料到会这么难。

那时候，男朋友的妹妹，正好在一工地上干活。男友是她大专的校友，也曾在工地上干过活。失业一段时间后，杨欣在工厂挣的钱几乎都花光了，她又不敢再向家里人要钱。她和男友商量，决定去男友妹妹的工地干活，“挣一些钱再说”。

去年春天，两人到了江浙的工地。

尘土飞扬，杨欣穿上旧衣服，穿梭在工地上。她主要是做小工、钢筋工。一天上10个小时，天气好的时候，五六点起床、洗脸、刷牙，然后去干活，一直干到11点下班。吃完中饭，休息一小会儿，12点开始上班，到下午5点下班。其实，时间并没有固定，气温高的时候，他们更早上班，中午休息稍微长一点，下午晚一点下班。

工人在搬砖工地里，多数是男性，年轻，年长的都有，25岁的杨欣住在工地，上厕所、洗漱等都很不方便。幸好男朋友和其妹妹跟她一起，要不然她觉得自己根本坚持不下去。夏天太阳大，杨欣戴帽子，涂防晒，并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一早上，汗流浃背，脸上的汗水把防晒霜“洗”掉了。不到一个星期，她的脸就被晒黑了。

几个月后，母亲问她在做什么，杨欣说，她在工地上干活。那时候她已经在工地上做了几个月了。母亲让她注意安全，“太危险的话，就不要去做了。”

进工地，要求戴头盔，穿马甲，穿劳保鞋。杨欣的男友是钢筋工，8月的一天，他去扛氧气瓶时，氧气瓶倒了。他害怕氧气瓶倒地会爆炸，用手去扶了一下，结果被氧气瓶压倒，三根手指轻微骨折了。

杨欣男友休息了几天。家里人从老家寄了点腊肉过来，他们几个就在宿舍里自己煮饭炒菜，中午在工地食堂吃，晚上就回来自己做来吃。食堂一荤两素要13块钱一份，不好吃。

工地上的女工很少，除了杨欣和她男友的妹妹，其他几个女工，年纪偏大，看起来四十多岁，她们跟对方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工地的工作很累，生活单调乏味。无数次，杨欣想过要放弃。她记得，去年在一个工地上，她从白天一直干到晚上，凌晨了还在那里“扎柱子”。夏天，在太阳底下暴晒；冬天，湿冷的天气让她手脚长冻疮，又痒又痛。

杨欣说，过年回家，她跟同龄人站在一起，比别人显老。但是不做这个，又能做什么呢。她现在每个月工作二十多天，有八千多块钱工资。她打算努力两年，等有一点存款，再去找个轻松点的活，或者自己做点小生意。

高温

七月中旬的一天，杨欣去其他工地做帮工。那天气温很高，杨欣在钢筋铺成的板面上干活，下午三四点时，太阳白晃晃地晒在板上，刺得她眼睛痛。太阳一晒，板上温度很快上升，体感有四十多摄氏度。很快，杨欣大汗淋漓，胸口难受，感觉呼吸不上来。她没有太在意，以为只是累了，一直干到下班。坐上车回自己工地时，她突然吐了。

杨欣后来才知道，那是中暑的表现。那天，他们团队12人中有10人中暑了。

当天，杨欣回去吃完饭，休息了一会，觉得好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她整个人没有精神，头晕、反胃，全身冒冷汗，又吐了。后来有工友拿了藿香正气水给她喝，她才好一些。

2018年的一份《户外高温劳动者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户外工作者中，超过80%的人在夏季出现过中暑症状。该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山东、湖北、四川、河南等28个地区，针对环卫工人、交警消防、建筑工人、电力维修工作者、铁路养护工人等户外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状态、防暑措施、身体健康状况等维度展开调查，共收集了2339份有效问卷。

37岁的谢军是木工，做了七八年。他到屋顶干活时，会戴上冰袖，或者脖子上挂一个小电风扇降温。6月28日，气温37摄氏度，他在屋顶上做模板时，突然两眼发黑。谢军说，他立即打电话给带班人说，自己中暑了，要回去休息。

谢军“觉得自己中暑了，一定不要硬扛，要回去休息、降温。”谢军说，谁也不知道中暑后会发生什么。他记得，去年气温比今年更高，他一个亲戚所在的工地，有一个工人得了热射病，来不及送医院就走了，“我当时听了，心里很害怕，之后也更加小心了。”劳力型热射病主要由于高强度体力活动，引起机体产热与散热失衡而发病，出现障碍，水、电解质代谢紊乱，以及神经系统功能出现损害等症状。有很高的病死率。

今年夏天，五十多岁的徐正在屋顶铺瓷砖时，上初中的儿子担心他中暑，用纸板和塑料袋制作了一个防晒板，让他戴在身上做工。

“它像一个双肩包，背在肩上，腰间再系一个，三点固定挺好。”徐正说，他穿过防晒衣，不透气，穿上更闷热，没有儿子做的防晒板好。

今年入汛以来（3月24日至7月16日），全国有412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极端事件监测标准。

因为天气热，工人们心烦气躁，容易发生一些争执。谢军记得，前年夏天，他所在工地的木工组和钢筋工班组，为了争用塔吊发生争吵，各不相让，吵得面红耳赤。项目经理跑来沟通调和，才平息双方的怒气，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高温下作业的建筑工人。谢军说，现在政府规定，高温禁止露天作业。有时候，发了高温停工通知，有工地为了赶工，偷偷施工。但被发现的话，整个工地就要停工。极端高温之下，监管部门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保护尤其重要，比如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

2012年6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印发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多位建筑工人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高温津贴，对此他们并未觉得有何不妥，怕失去工作，他们也从未向打工的建筑工地询问过。

困局

六年前，唐佳去工地之前，在湖南怀化市一家商场卖衣服。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有五六千块钱；生意不好的时候，两三千块钱一个月工资，日子过得勉勉强强。

家里有着两个小孩，一个刚上小学，一个即将上初中了。他们一直生活在外婆家，从小由外公外婆带大。一年后，唐佳跟丈夫离异，两个小孩都由她负责。

孩子逐渐长大，父母一天天衰老，丈夫又几乎不出抚养费，唐佳的压力越来越大。她想换一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没上过大学的她，没有文凭，也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其他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跟着老乡进入工地。此后，一年大部分时间，她在工地，见不到小孩，只为了撑起这个家。唐佳从学习抬钢筋，搭架子，到后来装铝板、玻璃，挑上百斤重的担子，从来不喊累。最开始，她每天一百多块，慢慢地，涨到现在跟其他建筑工人一样，每天工资三四百块钱。

做了三十多年泥瓦工的何川说，他2003年到福建一工地，工资只有45块钱一天，他现在做包工，最高有五六百块钱一天。

工资虽然高，但是很辛苦，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夏天的时候，衣服被汗水浸透，经常能拧出水来。钢筋、钢管晒在外面，摸起来会很烫，很多工友戴手套，手都会被烫出小泡。何川说，他不戴手套，一天下来，手都磨破了皮。

“一块砖40斤重，需要你抬上去砌墙。”何川说，他刚到福建时，连续干了几天打混凝土，那时是人工拌砂浆，现在都是机器搅拌了。他做外墙抹灰时，靠吊篮把人吊上去抹。30层的楼，有100多米高，悬在半空，很多人都害怕。

在临时吊篮上作业。唐佳记得，前年秋天，她所在工地上的工人意外身亡，工友们都胆战心惊。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无法离开这份工作。疫情过后，为了照顾家里八十多岁的母亲，何川从福州回了四川老家，经常得自己去工地找活干。7月30日，他发抖音视频说：“这个工地要结束了，川哥又要失业了。”很多网友劝他：“趁着暑假天热，休息一下也好。”但小儿子在读高中，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他不敢休息。

最近一个多月，何川靠在农村帮人修补房子，有一点收入。

何川在砌墙。“这两年不景气，工地少了很多，钱也不好拿。”唐佳说。5月18日，中指研究院发布《2023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TOP10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房地产市场成交保持低迷态势，在行业内整体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上市房企进入缩表阶段（注：指卖出资产，在市场上收回现金）。事实上，即便何川身体健康，53岁的他也只能再干7年。2019年，上海市住建委发文，明确规定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之后，全国多个地区发文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

工地上，偶有超龄工人，也多是跟包工老板私下签订协议。我们采访的多位农民建筑工人表示，除了意外保险，他们没有社保、五险一金，也就不会有退休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超龄工人的出现。何川说，等到了60岁，他就回农村，种一些蔬菜，或者搞一些养殖。

七月底，唐佳干完安徽的一个工地，回老家休息了半个月。她紧接着又跟着老乡去了浙江的一个工地。“虽然能陪伴小孩，但不干活的日子，每天都很焦虑。”她说。

（实习生 王嘉钰 黄怡凡 对本文亦有帮助。文中除谢军、何川外，其余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