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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答辩头昏脑涨,结束后直奔共青森林公园吸氧。然而,森林公园并没有如既往那样治愈我,反而直白地给我展示了自然界的残酷:一只喜鹊径直扑向正在嬉戏的松鼠,尖锐的袭击声瞬间打破杉树林里祥和的氛围,松鼠连忙逃窜躲避,喜鹊一而再再而三地扑啄,穷追不舍,直到……
我很难接受眼前的场景,喜鹊与松鼠竟然是天敌!喜鹊,吉祥之鸟,竟然像那些凶残的猛禽一样扑向松鼠,可爱的小动物,而松鼠,它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只是毫无尊严地抱头鼠窜?杉树林里的其他动物呢?它们为什么不来介入?为什么甚至可以在一场杀生以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嬉戏欢歌?
一下子,浪漫主义那一套歌颂自然以反衬人类社会的邪恶与不幸、力图揭示某种真理的逻辑体系在眼前全面崩塌!最近读的几本书在脑子里互相缠斗,加上正在戒第三杯咖啡,骨骼和思路都很不清奇。以迥异方式解释人与动物之间差别的哲学家的声音在这杉树林里响起——汪民安师书上引述黑格尔:动物的一切本能是为了求生,因此动物总是避险的,而人超越了此,人有冒生命之险的欲望,人是冒险的。那么人为什么要冒险?人是为了获得承认并在承认中获得尊严感,也就是说,只有人会为了尊严而冒险。而最高级、最人性化、最宝贵的承认就是爱的承认。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认为爱的政治应该被创造出来,一个激励爱的政治就是一个相互承认的人性实现的终极政治。
我想起我那几位学生,他们二十出头,名校在读,经历了疫情,在看过世界以后回到五角场,又正要去向人生的下一站,去兑现希望,确定或未知。他们都有过辉煌的青少年时期,如今已经告别了作为神童的过去的自己,正在经历初长成人的踌躇,现实生活裹挟着可以裹挟的一切朝他们正面袭来,制造了他们生命中几乎第一个真正的困顿。他们摆出一副无可救药的样子喝遍各种不健康饮品,熬很深的夜。但是,他们聪明、健康、勇敢、坚强、勤奋、生动,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品质齐聚在身!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关切这个世界并持有自己的态度,乃至有时争论,但绝不会不欢而散。他们一天也没有忘记爱,“爱具体的人”,爱彼此,在共同的生活中“一起消磨时光”,给予彼此以承认与尊严,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所说的以德性为根基的友谊之爱。他们的人格清清楚楚,还不世故,希望他们永远也不要学会世故,永远去冒险,凹凸不平地,去实践生命这种“充满强度的运动”。
从杉树林,我要回到人类社会!我去见了几位老朋友,我们一起看了一个名叫《生活的模型》的展览。十几年了,我那几位朋友办展,我看展,我们以展一次次相聚并发展着眼看将走向终身的友谊。
《生活的模型》中,艺术家与商业品牌,两个相异的身份主体,在策展方的介入下,再次打断了批判与被批判的对立关系,就日常生活本身形成对话。艺术家将日常生活对象化,以模型装置呈现出来,品牌为这些模型提供空间及与公众联接的界面,以期形成对城市的日常场景及其中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的公共关注。公众,普通的异质的我们,观看作品并在其中找寻到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碎片:立交桥下的修车摊、路边餐厅、饮料贩卖机、老家属楼、单元门口的公用电表箱、阳光曲折地照进亭子间……“我先挂了,我的车来了”,且这些场景由熟悉的日常生活媒介搭构而成:地毯、台灯、彩色纸、老旧DVD机外壳……以意外的组合与失衡的比例,冒险。由此,我们开始有意识地饶有兴致地探索起我们自己的并不完美的生活,“是这样的啊,原来是这样啊”,甚至可能在其中发现了张力与美感。
我们还是要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在其中冒险,不是为了生存与利益,是为了人所特有的尊严与爱的承认,是因为爱的承认。我又想起雪莱的诗:“我依旧在消耗着生命注视着你/ 这是一种苦役,有时却也甜蜜/ 我厌烦时你对我确实亲切而怜惜。”那时的雪莱23岁,与我那几位学生同龄。